里高扬已经连续使用三个疗程的K疗法，他现在准备出院。

  与治疗前比较，肿瘤已经缩小30%，症状全部消失，治疗效果非常可喜，而且K疗法的在治疗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肿瘤会继续缩小，思思就是这样直到治愈。

  距离他抵达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天。二十四天前，他几乎是被担架抬进去的，差点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现在，他拄着定制的手杖，步伐缓慢但稳健。肿瘤没有完全消失，但已被控制进入休眠状态，像一座沉睡的火山。而且这座小火山以后还会继续缩小，甚至可能消失。

  医院会议室挤满了世界各国的记者，长枪短炮对准这个特殊患者，等待他的发言，他是第一个接受K疗法的美国人，一个晚期复杂病例，跨国医药巨头的老总。

  罗尔夫想替他准备发言稿，里高扬拒绝了。

  他站在临时搭建的发言台前，镜头里的他瘦削但目光清澈，经历过生死边缘的人有种特殊的平静。

  “二十四天前，我来到这里时已经准备好了死亡。”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有些沙哑但清晰，“今天我能站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杨平教授和他的团队，他们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更重要的是他们向我展示了医学应有的样子——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闪光灯密集闪烁。

  “但今天我不想只谈自己。”里高扬话锋一转，“在我治疗期间，同一家医院里有数位患者在接受同样的治疗。他们中有些是企业家，有些是教师，有些是农民，有些是孩子。他们支付费用的方式不同，有些像我一样自费，有些通过保险，有些通过普惠框架的援助基金，但得到的治疗方案没有区别。”

  他停顿了一下，让翻译跟上节奏。

  “过去二十年，我主导的BG集团和其他医药公司一样，信奉市场定价和价值医疗。我们认为，药物的价格应该反映它的研发成本和临床价值。这没有错，但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当价格成为门槛时，再好的药也救不了被挡在门槛外的人。”

  现场安静下来，只有快门声。

  “在病床上，我看完了杨平教授所有的论文，也研究了锐行的普惠框架。我意识到这不是慈善，而是一种更可持续的商业逻辑，通过扩大可及性来扩大市场，通过降低成本来创造价值。在更多患者得到治疗的同时，也能够收回研发成本，获得合理的利润。”里高扬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场的国际媒体，“所以今天，我宣布三件事。”

  记者们纷纷举起录音设备。

  “第一，BG集团将全面接受并支持普惠框架，我们不仅要在北美推广K疗法，还要推动这个框架成为行业标准。”

  “第二，我将个人捐出五亿美元，成立全球公平医疗基金会，专门资助无法支付治疗费用的患者。同时，BG集团将把未来三年在肿瘤药物领域利润的10%注入这个基金。”

  “第三——”他深吸一口气，“我呼吁所有医药企业重新思考定价模式，医学进步的最终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生命最大化。如果我们的技术不能惠及最需要的人，那进步又有什么意义？”

  “最后我想告诉诸位，我今天的发言不是个人随意之言，而是经过董事会通过认可的。”

  现场哗然，这已经不是一个患者的感言，而是对整个行业的宣战书。

  约翰内森医生在人群中听着，表情复杂。作为美国顶尖的医学专家，他深知这番话的分量，里高扬不仅是在感谢救命恩人，更是在公开支持一种颠覆世界医药行业根本逻辑的模式。

  发布会结束后，里高扬没有立即离开。他回到研究所，在普通病房区见到了即将出院的李晓云。

  “李老师，祝贺您。”里高扬用刚学的中文说，发音生硬但真诚。

  李晓云有些局促，她通过新闻知道眼前这个外国人的身份，全球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的前CEO。

  “也祝贺您……”她小声说。

  王建军站在妻子身边，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谢谢您刚才说的那些话，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普惠框架是唯一的希望。”

  里高扬握住他的手：“不，应该是我谢谢你们，你们的治疗成功，证明了普惠框架不只是理想，而是可行的现实。”

  两个男人，一个曾是医药行业的定价权掌控者，一个是差点因价格放弃治疗的工程师，此刻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杨平站在走廊尽头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宋子墨轻声说：“教授，我们好像真的改变了什么。”

  “不是我们改变了什么，”杨平说，“是医学本就该有的样子，被重新看见。”

  里高扬出院后的第四十八小时，布鲁塞尔传来消息。

  经过十天的激烈谈判，欧洲医药局（EMA）有条件接受了锐行的数据安全框架方案。关键让步在于：允许所有欧盟患者治疗数据在中国主数据中心和法兰克福镜像中心之间实时同步。

  同时成立的“中欧医疗数据安全监督委员会”将拥有双重否决权——任何一方认为数据访问可能危害患者隐私或国家安全时，都可以暂停相关数据的跨境流动。

  “这是一个各方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的方案。”黄佳才在内部会议上评价，“EMA保住了监管权威，我们保住市场，欧洲巨头们则拿到了继续谈判的门票。”

  “代价呢？”一位董事问。

  “法兰克福数据中心的建设和运营成本，每年大约八千万欧元，由锐行承担一部分，另外几位欧洲巨头承担一部分。另外，监督委员会的中方专家名单需要欧方审核——这意味着一部分人事权让渡。”

  会议室里有人皱眉：“这不公平。”

  “商业谈判从来没有绝对公平，只有相对平衡。”黄佳才平静地说，“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打破了欧洲市场的准入壁垒。一旦K疗法在欧盟获批，其他国家跟进的阻力会小得多。”

  他调出全球监管地图：“目前明确表示将参考EMA决定的，有英国、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五个国家。如果欧洲通过，这些国家的审批流程可以缩短至少六个月。”

  正说着，加密线路收到施耐德的视频通话请求。

  接通后，德国人的脸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法兰克福总部的办公室。

  “黄先生，祝贺。”施耐德的笑容真诚了些，“EMA的立场文件今天下午会正式发布。我可以说，没有我们的全力推动，这个结果不可能这么快达成。”

  “我注意到提案中的一些修改。”黄佳才说，“特别是关于欧盟优先采购权的条款，这不在我们最初的讨论范围内。”

  施耐德的笑意收敛：“这是政治现实，欧盟委员会希望确保如果出现同等条件的情况下，欧洲企业能获得优先合作权。当然，这建立在同等条件的基础上。”

  “这会影响普惠框架的公平性原则。”

  “但能保证欧洲市场对K疗法的开放。”施耐德身体前倾，“黄先生，商业需要妥协。我们已经帮助您打破了最大的监管壁垒，这是诚意。现在，我们需要看到您的诚意，在即将公布的欧洲合作伙伴名单中，我们的位置。”

  黄佳才沉默了几秒：“评估还在进行中，但我可以承诺：如果你们的综合评分进入前三，你们将成为欧洲的首批合作伙伴。”

  “前三？”施耐德皱眉，“我们需要更确定的承诺，毕竟我们在EMA的影响力，是其他竞争者不具备的。”

  “影响力应该体现在评估分数里。”黄佳才不为所动，“监管沟通能力是评分项之一，占15%。如果你们能推动更多欧盟成员国快速采纳EMA的审批结论，这个分数自然会高。”

  挂断电话后，一位董事担忧地问：“如果他们真的推动其他国家快速审批，我们是否要兑现承诺？”

  “如果他们的分数确实进入前三，必须兑现承诺。”黄佳才说，“普惠框架的核心是透明和公平，不是施舍或惩罚。我们要做的，是确保评分标准本身公正，然后严格执行。”

  他看了一眼时间：“通知评估委员会，明天开始对所有申请企业进行最后一轮实地考察，我要亲自参加欧洲企业的部分。”

  当政治和商业的博弈在欧洲继续时，南都省城一个工业园里，K疗法第一条标准化生产线进入了最后调试阶段。

  这条生产线原本属于一家破产的生物制药企业，被锐行收购后进行了彻底改造。按照杨平的设计，它要实现的不是传统的大批量生产，而是柔性定制化生产，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既能生产针对常见突变的标准载体，也能小批量生产针对罕见突变的定制载体。

  “细胞培养区的无菌标准达标了。”宋子墨戴着防护面具，查看培养箱的参数，“但病毒纯化环节的回收率只有68%，低于设计目标的75%。”

  负责生产线的工程师就是陈潇，杨平给了他这个新任务。

  “杨教授，宋博士，这个问题我们研究了三天。”陈博士指着纯化设备的控制界面，“问题出在层析柱的填料上。供应商提供的填料批次间有差异，导致纯化效率不稳定。”

  “换供应商。”杨平简单说。

  “但这是目前市场上最好的填料，没有替代品。”

  “那就自己研发。”杨平走出车间，在走廊的白板上开始画分子结构，“你看，现有填料的配体是镍离子，依靠组氨酸标签吸附，但我们的载体表面有特殊的糖基化修饰，这种吸附效率本身就不高。”

  他画出一个新的分子结构：“如果我们把配体换成钴离子，同时修饰载体的纯化标签，吸附特异性可以提高三倍以上。”

  陈博士愣住：“这需要重新设计载体的基因序列……”

  “所以要改。”杨平说，“我们的载体本来就是第三代设计，本来就要迭代。现在发现问题，正是改进的机会，迭代要积极快速。”

  “但生产线下周就要试生产了，重新设计意味着所有验证要重来，至少延迟三个月！”

  “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合格，再快也没有意义。”杨平的语气没有起伏，“医学产品的第一原则是质量，不是速度。”

  宋子墨在旁边补充：“陈博士，教授说得对，K疗法直接注射入人体，任何纯化不彻底都可能引起不可控的致命的免疫反应，我们不能冒险。”

  陈博士沉默了几分钟，最终点头：“我明白了，我立刻组织团队重新设计纯化工艺。但杨教授，您需要提供新的载体序列。”

  “今晚就给你。”杨平看了看表，“另外，通知质控团队，所有原材料的供应商要重新审核。如果发现任何批次不稳定，立即启动替代方案。”

  听了杨平的改动决定后，黄佳才没有质疑，只是问：“延迟三个月，对全球供应有多大影响？”

  “目前等待治疗的患者大约三千人。”陈潇调出数据，“按现有产能，三个月可以生产大约一千五百人份，延迟意味着这三千人中，有一半要多等三个月。”

  “死亡率？”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每个月自然死亡率在5%到10%之间。”

  黄佳才闭上眼睛，手指按着太阳穴，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学题——坚持质量意味着部分患者可能等不到治疗；妥协质量则可能让接受治疗的患者面临风险。

  “如果我们分两批呢？”他睁开眼睛，“第一批按原计划生产，但只用于最危急的患者，同时告知风险。第二批等新工艺验证后再生产，用于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

  杨平摇头：“这违背了医学伦理，我们不能给患者分等级，不能告诉一部分人你的药质量可能差点，但反正你快死了，而且因为不合格引发的可能副反应会动摇目前建立的信心，这样很不利于K疗法的推广，到时候救治的患者的会减少，所以要么都合格，要么都不合格。”

  “那就延迟。”黄佳才说，立即吩咐身边的人，“我们要公开延迟原因和新的时间表，接受监督；建立紧急通道，让最危急的患者可以申请使用实验批次，但必须有充分的知情同意和额外的安全监测；加快第二条生产线的建设，弥补产能损失。”

  黄佳才不得不佩服杨教授的冷静与理性，他思考问题从来不是从主观感受出发，而是给予科学的分析。有时候连黄佳才都看不懂杨教授，他究竟是悲天悯人还是冰冷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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